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
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1 书院藏书的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 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 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 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 院。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 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 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 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 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 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
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
2 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 ，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 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 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 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 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
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 。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 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 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 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 续到20世纪20年代。
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3 书院藏书的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
3.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3.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 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 ，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3.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 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3.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来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 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 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3.2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 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3.2.1 书院购置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 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 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 《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3.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 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3.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4 书院藏书的特点
我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 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4.1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灭 ，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 ，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 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 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内。
4.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 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 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5 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 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 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5.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 编 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 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 》)。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5.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 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 。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 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 ”“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
5.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 、 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我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5.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除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 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5.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 。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 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
6 藏书楼的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 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 年(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 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 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 有重要的地位。
7.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 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7.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 书 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7.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我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7.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我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 作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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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ibliotheca of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China
Xiao Dongfa Zhong Hong Wang Bo
(Department of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round the history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bibliotheca of ancient academies and analyzes their source,character istics,management and bibliotheca building.The position of the bibliotheca of ac 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and bibliothcal history is also confirmed.
〔作者简介〕 肖东发，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洪、 王波，现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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